十一月底的湘西，山色已是一片深褐。
晨间的霜很重，枯草上、路面上、油茶苗的叶片上，都覆着层白茸茸的霜花。
程立清早赶到苗岭时，田老倔和几个农户正在地里烧火堆——不是取暖，是熏烟防霜。
几处土坑里，湿柴混着枯叶燃起浓白的烟，在清冷的空气里缓慢升腾。
“程镇长，这霜一天比一天重。”田老倔直起身，往冻红的手上呵着热气，“嫩梢最怕冻，昨晚又卷了几片叶子。”
程立蹲下细看。新发的叶片边缘确实有些发皱，但叶心还是绿的。
他扒开根部土层，地温尚可。
湘西的冬天就是这样，湿冷入骨，但真正严寒要等到腊月。
“熏烟能顶一阵。”程立站起身，“这两天得抓紧培土，把根护住。
镇里联系了砖瓦厂的煤渣灰，下午运来，撒在地里能提温。”
田老倔点点头，眉头却没舒展：“这么伺候下去，一亩地光本钱就压手。
程镇长，咱们说实在的，三年后油茶真能有账算吗？”
这话问得直白。程立从兜里掏出笔记本——封皮已经磨得发毛，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数字。
“田伯，咱们算算。”他翻开一页，“一亩油茶，盛产期一年能收三十到五十斤茶油。现在市价一斤八块左右，这就是二百四到四百块钱。这是二十年的事。”
“可前三年呢？”
“所以林下套种。”程立翻到另一页，“套种红薯，一亩能收两千斤上下。县酱菜厂收购价一斤三分五厘，一亩就是七十块钱。确实不多，但能抵掉一部分肥料、人工的成本。”
他顿了顿，笔尖点着本子：“更重要的是，咱们这三年把地养好了——土改良了，沟挖通了，路修到了地头。就算退一万步，油茶不成，这块地也比原来强。以后种什么都好种。”
田老倔盯着那些数字，粗糙的手指在本子上慢慢摩挲，像是在心里拨算盘珠子。半晌，他抬头：“七十块……是少了点。但您说得对，地养好了，是子孙饭碗。”
“就是这个理。”程立合上本子，“农业急不得，得看得长远。”
正说着，李秀英从村口小跑过来，喘出的白气在晨光里一团一团的：“程镇长，县委办电话，考察组上午十点到镇上。”
“带队的是？”
“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的孙处长，市里两位同志，周书记陪同。”
程立点点头，目光又落回地里：“下风口的火堆再加两个，那边地势低，霜更重。”
“程镇长，”李秀英有些急，“您不回去准备？王副书记那边……”
“王副书记怎么了？”
“他一大早就让党政办把所有文件档案重新整理了一遍，还特意换了件新中山装。”
程立笑了笑：“该准备的准备，咱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”
话虽这么说，程立心里清楚这次考察的分量。
省委组织部直接派人到乡镇，不是常规动作。
但他不想为此打乱节奏——该下的村还得下，该开的会还得开。
九月初到青山镇，如今十一月底，满打满算三个月出头。
时间不长，但每一天都实实在在。
八点半，程立回到镇上。食堂里，几个干部围在一起低声议论，见他进来，声音压得更低。
程立打了碗粥，两个馒头，一碟腌萝卜干，坐到靠窗的位置。
刚吃两口，王有才端着餐盘过来了，在他对面坐下。
“程镇长，早。”王有才今天确实齐整，藏青色中山装笔挺，连袖口都熨得平整。
“王副书记早。”
“考察组十点到。”王有才压低声音，“我听说，这次主要考察年轻干部在基层的实绩。程镇长，你那个油茶试点，可是重头戏。”
“都是党委的集体工作。”程立咬了口馒头。
“话是这么说，但你是具体抓的。”王有才往前凑了凑，“我听说，县里最近在研究镇长人选。程镇长年轻有为，很有希望啊。”
程立听出话里的试探，放下筷子：“我到青山镇才三个月，还在学习阶段。镇长人选，组织上会有通盘考虑。”
这话答得稳妥。王有才笑了笑，没再深说。
九点，程立照常去陈大川办公室。陈大川正在泡茶，搪瓷缸子里茶叶放得多，茶汤浓得发黑。
“考察组要来了，心里有数没？”陈大川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
“有点压力，但不多。”程立坐下，“该做的都做了，结果如何，看组织评价。”
陈大川点头，吹了吹茶沫：“这个心态对。我当年提拔前，考察组来的那天，我还在水库工地上跟技术员吵测绘数据。有人说我不懂事，我说，事比天大。”
他喝了口茶：“后来考察组没在办公室见我，直接去了工地。聊完说了一句——‘这样的干部，实在’。”
这话里有深意。程立听懂了：“谢谢陈书记。”
“谢什么。”陈大川摆摆手，“做真实的自己，比什么都强。
对了，运输队的事，我跟王有才谈过了。
他说是按规矩办事，我说规矩是让人好好做事，不是卡人脖子。”
程立心头一暖。陈大川这是在给他撑腰。
十点整，三辆吉普车驶进镇政府大院。
九十年代初，县里最好的车就是北京吉普212，省委组织部的车也好不到哪儿去。
程立站在办公楼前迎接。十一月底的风冷飕飕的，带着湿气往衣领里钻。陈大川站在最前，王有才紧挨着。
车门打开，周明远书记先下来，接着是一位五十岁左右、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子，气质沉稳，应该就是孙处长。
后面跟着几位工作人员，都穿着这个年代干部常见的深色外套。
“欢迎各位领导。”陈大川上前握手。
周明远介绍：“这位是省委组织部的孙处长。孙处长，这是青山镇党委书记陈大川同志。”
“陈书记好。”孙处长握手有力，目光扫过众人，在程立身上多停了一瞬。
进会议室，例行汇报。陈大川的汇报很实，数据、案例、问题、打算，清清楚楚。
程立坐在后排听，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。他能感觉到，孙处长的目光不时落在他身上。
汇报完，孙处长问了个问题：“在实际工作中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怎么解决的？”
这个问题不常问。通常汇报都讲成绩。
陈大川看向程立。程立站起来：“孙处长，我汇报一下油茶试点的情况。”
他从头讲起，讲到第一次种苗遇雨死亡，讲到群众信心动摇，讲到补种、改良土壤。没回避问题，也没夸大成绩。
“现在补种的苗成活了，但真正的考验在后面——油茶三年才挂果，这三年群众看不到收益，怎么维持信心？
我们提出‘以短养长’，林下套种红薯。
今年套种的红薯，亩产两千斤左右，县酱菜厂收购价一斤三分五厘，一亩能增收七十块钱。
虽然不多，但能抵部分管护成本，也让群众看到希望。”
孙处长听得认真，不时点头。
“除了技术困难，还有观念困难。”程立继续说，“群众习惯种粮，对经济作物有顾虑。
我们采取党员带头、示范带动，先让一部分人做起来，做出样子。”
“效果怎么样？”
“目前四户试点户信心比较足。有两户最初退出的，看到进展，也表示明年想重新加入。”
孙处长在本子上记了几笔，抬头问：“苗死了，损失谁承担？”
“镇里承担。因为是我们动员种的，要负责任。”
“钱从哪里出？”
“从县里拨的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出。不够的部分，镇里从办公经费里挤。”
孙处长点点头，没再问。
接下来是个别谈话。程立被安排在第三个。